图为1952年，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识字小组在上课。新华社记者陈之平摄（资料照片）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６亿人口中有４亿多是文盲，相当于总人口的８０％，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９５％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都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

“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就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当时在教育部负责成人教育事务的老干部李吉元说。为此，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部署。１９５０年，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当年，高家柳沟村全村只有９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７人作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等很多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迫不得已，高家柳沟团支部创办了记工学习班，想尽办法组织社员学识字。社员们从学写身边人的名字开始，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了，他们边春耕边学习“春耕”这个词；推车送农家肥了，他们就学习“车襟”“推车”之类的词。

为了防止“不用就忘”，学员们利用劳动间隙，在田间地头开起了学习班。２个半月过去，参加学习的１１５名青年中有１９个能当记账员，９２人能记自己的工账。得知高家柳沟村的扫盲工作，毛泽东同志十分高兴。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他对该村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作了亲笔批示。

“很快，各地纷纷开始编写扫盲教材，举办形式各样的扫盲班，扫盲运动被推向高潮。”李吉元回忆说。
１９５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扫除文盲的决定》的发布将扫盲工作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点燃了人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望，激发了人民群众对学习的热情。在扫盲运动中，各地基层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例如，工矿企业采取“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

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２２００万人脱盲，并已有１６０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许多学员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文化技术，成为新中国建设生产一线的骨干。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说，１９５８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紧密部署下，一套基于我国国情的《汉语拼音方案》颁布，进入小学生课堂。由此，全国持续进行的扫盲运动又迎来了学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热潮。

“汉语拼音好处大，帮助我们学文化。我们大家欢迎它，治好了几十年睁眼瞎。”在当年被推崇为汉语拼音学习模范的山西省万荣县，很多年过八旬的老人仍然记着这首用汉语拼音读会的诗。

在汉语拼音的助推下，截至１９６４年，全国１５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下降到了５２％；１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然而，文革造成了我国扫盲工作的停滞，使一部分好不容易“脱盲”的群众重新进入文盲行列。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的文盲仍有２亿多。

但是，党和政府对扫盲的重视从未停止，国人对识字的热情从未消退。１９８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突飞猛进，扫盲工作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